再读《光变: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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愤鸟 2018 年 03 月 17 日

愤鸟先飞
2018 年 1 月 21 日

读新中国的历史,很容易使人以为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充满停滞与贫困,1970 年代后中国经济才开始得到发展。 实际上,新中国 1970 年代前后的两段历史不能相互否定:从建国初期到 1970 年代末的这段时间,是中国制造业在中国大地开始生根发芽的时间;从 1970 年代末至今,是中国制造业风雨过后开花结果的时间。
那些新中国成立之初成立的企业,就是这两段历史最好的见证者。

比如《光变:一个企业及其工业史》中所提到的北京电子管厂,即今天的京东方的前身,就是这样的一个企业。

北京电子管厂是一家具有军工背景的国有企业,下属于电子工业部 (四机部),其在 1960 年代曾经是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,产品行销全球。但当时北京电子管厂最宝贵的东西,不是她的产品线,也不是她的生产线,而是她的精神。
北京电子管厂第一任厂长周凤鸣,与当时的首钢领导人周冠五合称 “东周西周”。如果说当时的首钢由铁水炼就,那么北京电子管厂就生于电流的辉光。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资源的稀少,设备的短缺,北京电子管厂人没有因此怨天尤人,破罐子破摔,而是选择迎难而上。没用资源,就主动寻找资源或寻找替代品,没有设备,就自己制造设备。这样的自力更生一度使电子管厂 “需要什么 (设备) 就做什么”“不出工厂院子就能自己做”。 北京电子管厂的这种精神,就是在技术和工业发展上对 “独立自主,自力更生” 的信奉,就是对受制于人的厌恶。
这样的精神被京东方很好地继承了下来,无论是面对技术降级的困难,还是面对国企改革后的绝境,抑或是面对下定决心进入高技术领域后的艰辛,北京电子管厂的精神都在激励着京东方人。面对企业尾大不掉,走向死亡的趋势,董事长王东升 “打破大锅饭,分灶吃饭”,使企业走出困境。为了使企业得以生存、发展 (为了拿到用于发展的钱),王东升首创“债转股” 和“定向增发” 两种融资模式 (这甚至使得国家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促进国内企业发展),使企业得以向韩日巨头发起挑战。为了使企业赶超国际巨头,企业也几次转变发展模式,逐渐实现了对国际巨头的赶超。
这样的精神自然也影响到了她的员工。在北京电子管厂时期,首钢想要兼并北京电子管厂,面对着盛气凌人的首钢部长,北京电子管厂厂长张红飚依然保持着 “东周西周” 时期的骄傲,“现在你们来接管我们这个厂,我不是看不起你,你们首钢没这本事”。在北京东方电子集团时期,面对房地产高额利润的诱惑,她没有转向房地产,而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制造业的发展,“作为一个有军工背景的企业,真的是担当着一种责任感,总觉得推动工业的发展是自己的使命。房地产有人搞,不缺京东方,但是在工业化里,京东方就可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。我们的血液里面就流着工业的血,要是连我们都不搞工业了,那谁来搞工业?”(《光变》,2014 年对京东方总裁陈炎顺的访谈)。在京东方时期,经过十年 “惊涛骇浪”,京东方内部出现了组织惰性,但是工业化未完全,京东方面前还有风险,因此还要 “确保企业战略坚定、自觉、快速、彻底地执行”,而从北京电子管厂继承下来的自力更生的精神,就是她继续发展的动力。
即使落入平阳,老虎仍然渴望重回崇山峻岭称王,即使搁于浅水,真龙还是想重返大洋去呼风唤雨。 北京电子管厂体现的中国工业精神就是京东方命中的 “天生注定”,这就是作为高技术产业从业者骄傲,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